卓文君（約公元前179年以后—前117年以后），西漢蜀郡臨邛（今四川邛崍）人，大富商卓王孫的女兒。容貌秀麗，喜歡音樂；十七歲而寡。辭賦家司馬相如落魄歸蜀時，文君毅然沖決封建羅網，與之自由結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載有她的事跡。
　　司馬相如原是漢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劉武的門客。梁孝王死后，司馬相如回到老家成都，可是家境貧困，無以為生。他一向跟臨邛縣令王吉很有交情，便到臨邛縣去作客，受到王吉的禮遇。
　　這天，王吉到卓王孫家赴宴，賓客來了上百人。到了午時，司馬相如也應邀而至。在座的人均為他那瀟灑的神采所傾倒。而當酒酣耳熱之際，王吉捧琴至司馬相如跟前：“聞君擅長琴技，請彈一曲，如何？”司馬相如推辭了一番，便彈了兩支曲子。這就是著名的琴曲《鳳求凰》。眾賓客只曉得彈得錚錚動聽，又誰能解曲中深意！曲辭①是：
　　鳳兮鳳兮歸故鄉，游遨四海求其凰。
　　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為鴛鴦？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孽尾永為妃。
　　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知者誰？知者是卓王孫之女文君！文君新寡，又素愛音樂。因而司馬相如就借琴曲來傾述自己的愛慕之意。席間，文君聽到了司馬相如的琴聲，偷偷地從門縫中看他，不由得為他的氣派、風度和才情所吸引，產生了敬慕之情。宴畢，相如又通過文君的侍婢向她轉達心意。當夜，卓文君私自跑到司馬相如的旅舍，決心跟他患難與共，生死相依。
　　司馬相如帶著卓文君，快馬加鞭，趕回成都。然而他的家境窮困不堪，除了四面墻壁之外，簡直一無所有。卓王孫得知文君跟司馬相如私奔后，大為惱怒，說道：“文君太不成器，我不忍心殺死她，可是也別想得到我的一文錢！”
　　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時候，對司馬相如說：“其實你只要跟我到臨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們借些錢，我們就可以設法維持生活了。”司馬相如聽了她的話，便跟她一起到了臨邛。他們把車馬賣掉做本錢，開了一家酒店。卓文君擋路買酒，掌管店務；司馬相如系著圍裙，夾雜在伙計們中間洗滌杯盤瓦器。
　　卓王孫聞訊后，深以為恥，覺得沒臉見人，就整天杜門不出。他的弟兄和長輩都勸他說：“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錢財。如今文君已經委身于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一時不愿到外面去求官，雖然家境清寒，但畢竟是個人材；文君的終身總算有了依托。而且，他還是我們縣令的貴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難堪呢？”卓王孫無可奈何，只得分給文君奴仆百人，銅錢百萬，又把她出嫁時候的衣被財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馬相如雙雙回到成都，過著富足的生活。
　　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后世小說、戲曲也曾取作題材。比如，《古今雜劇》中有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權《卓文君私奔相如》一卷；清人舒位《瓶笙館修簫譜》中有《卓女當壚》一劇。卓文君的“越禮”行為，無疑是對封建禮教的勇敢挑戰。她的膽識，誠然是值得謳歌贊頌的。同時，卓王孫為了顧全自己富家的體面，最終不得不對女兒作出讓步和妥協，這也顯示出封建禮教的脆弱性和虛偽性。
　　另據《西京雜記》卷三記載：“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此說似不足信。
　　《白頭吟》最早見于《玉臺新詠》，另有《宋書·樂志》載晉樂所奏歌辭。兩篇內容大致相同，后者篇幅較長。《樂府詩集》一并載入《相和歌·楚調曲》。《白頭吟》本辭是一首凄麗的絕妙好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云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
　　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
　　愿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裊裊，魚尾何蓰蓰。
　　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詩的內容確是寫男有二心，女方表示決絕。因為詩中有“愿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句子，所以便以《白頭吟》作為詩的題目。但《白頭吟》究竟是否文君所作，后人多疑出于附會。據《宋書·樂志》看來，它與《江南可采蓮》一類樂府古辭，都同屬漢代的“街陌謠謳”，帶有濃厚的民歌色彩。《樂府詩集》和《太平御覽》也都把它作為“古辭”。《玉臺新詠》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為文君的詩篇，就連題目也不叫《白頭吟》。惟有《西京雜記》有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而卻不著錄歌辭。清人馮舒在《詩紀匡謬》中也力辯其偽。因而這或許是一首來自民間的作品，或許文君自有別篇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這是在我國古代歌謠中也有一定價值的作品。詩的語氣決絕而又不舍，怨恨而又抱有期望，思想感情復雜而深沉，尤其是“凄凄復凄凄”四句，藝術手法很是巧妙。正如張玉谷《古詩賞析》所說：“妙在從人家嫁娶時凄凄啼哭，憑空指點一婦人同有之愿，不著己身說，而己身已在里許。”《白頭吟》的思想藝術價值還是不可忽視的。
　　據傳說，文君還寫了兩次信給相如，現抄錄于此：
　　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勿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西京雜記》又傳司馬相如死后，“文君為誄”，亦不可信。《司馬相如誄》原載明人梅鼎祚《歷代文紀》，然而出處不詳；《西京雜記》雖說“文君為誄，傳于世'”，可又不載其辭。據前人考證看來，《司馬相如誄》②一文當是后人偽托。
　　盡管《西京雜記》之說值得懷疑，但是有一點，卓文君是個能詩善畫的女才子，恐怕是可以推斷的③。
　　①此據《藝文類聚》，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所記稍異。
　　②參見清人嚴可均校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五十七。
　　③明人胡應麟論及漢魏間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首推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參見《詩藪》外編卷一。
　　△「南朝·梁」徐陵編選：《玉臺新詠》卷一△「南朝·梁」沈約：《宋書》卷十九、卷二十一△「唐」歐陽詢等輯：《藝文類聚》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余冠英選注：《樂府詩選》、《漢魏六朝詩選》△路侃如：《樂府古辭考》七△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第二章
　　司馬相如初出道時，擔任漢景帝的武騎常侍（騎兵侍衛），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歡這個職業。司馬相如喜愛的是寫賦（一種文體），但是，漢景帝偏偏不喜愛賦。所以，景帝朝司馬相如才華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悶。
　　后來，梁孝王進京，隨同他一塊來的有鄒陽、枚乘、莊忌等人，相如和這幾位辭賦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談得來。于是，他以有病為由辭去了景帝朝的“郎”，隨梁孝王到了梁國。梁孝王讓司馬相如和鄒陽、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間，司馬相如創作了著名的《子虛賦》，聲名鵲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門客各奔東西。司馬相如離開梁地，回到家鄉成都。《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漢書司馬相如傳》：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這兩本重要史書記載的內容完全一致，都說司馬相如從梁孝王游宦歸來后，家貧無以自業，家中窮困，沒有謀生的手段。
　　這段記載非常可疑。如果司馬相如真是“家貧無以自業”，那么，他當初怎么能夠“以貲為郎”呢？但是，司馬遷、班固兩個人都這么寫，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知道事實的真相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臨邛縣（今四川邛崍）令王吉邀請司馬相如到臨邛。王縣長與司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馬相如來到后，王吉將他安頓在縣城的賓館（都亭）里。
　　一場“琴挑”的浪漫劇正式拉開序幕。
　　臨邛縣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馬相如之后，故意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態，天天到賓館來看望司馬相如。司馬相如開始每天還見見縣令王吉，后來，縣令來訪，司馬相如一律謝絕。司馬相如越是謝絕，王吉越是恭敬，照樣天天來訪（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后，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傳中寫下的“繆為恭敬”四個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謂“繆為恭敬”，就是故意裝出一副畢恭畢敬的姿態。王縣長為什么要裝出這副畢恭畢敬的姿態？司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來，臨邛縣有兩位鋼鐵大王，一位是卓王孫，一位是程鄭，兩家都以煉鐵暴富，是臨邛兩位著名民營企業家，按照時下的說法，一位是卓總，一位是程總。卓王孫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鄭家中的奴仆也有數百人，略遜一籌。這兩位老總聽說王縣長天天去賓館看望一位貴客，還屢屢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見識一下。思來想去，便想出一計。既然是縣長的貴客，作為民企老總，我們理應表示一下。不如備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順便也宴請一下縣長（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請這一天，王縣長先來到卓總家中。此時，上百位賓客已經入席，等到中午，卓文孫才派人去請司馬相如前來赴宴；但是，司馬長卿推說有病不能赴宴。本來，等陪客們都到了才去請主賓，這是對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種做法。但是，主賓不來，卓王孫別提多難堪了。王縣長一聽司馬相如不來，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門去請。司馬相如見王縣長如此盛情，沒有辦法，只好免強成行。司馬相如一到，他的風采立刻震撼了酒宴中的整個臨邛上流社會之人（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
　　有趣的是，《漢書》和《史記》記載王縣長親請司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記》寫的是“相如不得已強往”，《漢書》寫的是“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比起《史記》，《漢書》多了一個“為”字，“為”者“偽”也，即司馬相如故作清高，假裝不愿去赴宴。班固寫得比司馬遷更透徹，他揭示了司馬相如和密友王縣長的確是策劃了一個大陰謀。那么，司馬相如和密友王縣長究竟想從這個陰謀中得到什么呢？
　　通過《漢書》這個“為”字，我們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馬相如這次臨邛之行，絕對不是一般的探親訪友，而是有備而來，要辦成一件事，而且這件事一定和卓王孫有關。
　　王縣長將司馬相如安頓在賓館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勢，制造新聞熱點，吸引卓王孫的眼球；果然，這出戲引得王孫總上鉤了：親擺家宴宴請司馬相如。赴宴之際，他又“千呼萬喚始出來”，吊足了卓王孫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價。
　　酒宴進行到高潮時，王縣長把一張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馬相如面前，說：聽說長卿的琴彈得極好，希望能彈一曲以助酒興。司馬相如一再推辭，王縣長一再相邀，最后，拗不過去的司馬相如便順手彈了兩支曲子（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司馬相如有一個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寫得非常之好。王縣長之所以讓司馬相如賦琴，一是讓司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項——口吃，二是發揮了自己的強項——彈琴。
　　既然做了這么多的鋪墊，司馬相如彈這兩支曲子，到為什么呢？
　　原來，這位卓總有一個寶貝女兒叫卓文君，這位文君小姐剛剛守寡，回到娘家暫住。她非常喜歡音樂，又特別精通琴瑟。所以，司馬相如與其說是為王縣長彈兩支曲子，不如說是司馬相如想用琴音挑動卓文君的芳心（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大家特別注意司馬遷“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這句話中的“繆”字，司馬相如有意裝出來為王縣長撫琴一曲，但是，實際上此曲絕非為縣長大人所奏，而是為了讓一位小姐芳心暗許。
　　一個人有了愛好，就成為一個人的軟肋。卓文君酷愛音樂，精通音樂，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軟肋。司馬相如其實早就把卓文君給琢磨透了，卓文君酷愛音樂，精通琴瑟，這就是她的心理興奮點。一曲表達自己愛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馬相如打開卓文君芳心的一把萬能鑰匙。原來司馬相如故弄玄虛、排兵布陣多時，要謀的就是卓王孫的掌上明珠——卓文君。
　　司馬相如應臨邛縣長王吉的邀請來臨邛之時，跟隨他來的車馬非常多，來到之后處處表現得從容大方，舉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帥氣，整個臨邛縣無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聽聞，只是無緣相會。等到司馬相如到自己家中飲酒，彈琴，文君從門縫里看見司馬相如風流倜儻的樣子，內心十二萬分仰慕，還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兩支求婚曲讓文君小姐聽得如醉如癡，心動不已。
　　這就是所謂司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聲挑動文君的春心。

早年經歷
　　漢代文景之治時期，蜀郡臨邛縣（四川成都邛崍）的卓家傳到了卓王孫這一代。由于社會安定，經營得法，卓家已成巨富，擁有良田千頃；華堂綺院，高車駟馬；至于金銀珠寶，古董珍玩，更是不可勝數。卓文君為四川臨卭巨商卓王孫之女，姿色嬌美，精通音律，善彈琴，有文名。十六歲時嫁人，幾年后，丈夫過世，返回娘家住。

文君聽琴
　　時逢梁孝王去世，司馬相如返回成都，然而家境貧寒，沒有可以用來維持自己生活的職業。相如一向同臨邛縣令王吉相處得很好，王吉說：“長卿，你長期離鄉在外，求官任職，不太順心，就來我這里看看吧。”于是，相如前往臨邛，住在城內的一座亭子里。臨邛縣令佯裝恭敬，天天都來拜訪相如。最初，相如還是以禮相見。后來，他就謊稱有病，讓隨從去拒絕王吉的拜訪。然而，王吉卻更加謹慎恭敬。

　　臨邛縣里的富人很多，如卓王孫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鄭家也有數百人。二人相互商量說：“縣令有貴客，我們備辦酒席，請請他。”一并把縣令也請來。當縣令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經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請司馬長卿，長卿卻推辭有病，不肯前來。臨邛令見相如沒來，不敢進食，還親自前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強來到卓家，滿座的客人無不驚羨他的風采。酒興正濃時，臨邛縣令走上前去，把琴放到相如面前，說：“我聽說長卿特別喜歡彈琴，希望聆聽一曲，以助歡樂。”相如辭謝一番，便彈奏了《鳳求凰》等一兩支曲子。

　　這時，卓王孫有個女兒叫卓文君，剛守寡不久，很喜歡音樂，所以相如佯裝與縣令相互敬重，而用琴聲暗自誘發她的愛慕之情。相如來臨邛時，車馬跟隨其后，儀表堂堂，文靜典雅，甚為大方。待到卓王孫家喝酒、彈奏琴曲時，卓文君從門縫里偷偷看他，心中高興，特別喜歡他，又怕配不上他。

文君夜奔
　　宴會完畢，相如就派人以重金賞賜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轉達傾慕之情。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門，私奔相如，相如便同文君急忙趕回成都。

當壚賣酒
　　進到司馬相如家所見，空無一物，只有四面墻壁立在那里。卓王孫得知女兒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兒極不成材，我不忍心傷害她，但也不分給她一文錢。”有的人勸說卓王孫，但他始終不肯聽。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有天，文君對相如說：“長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臨邛，向兄弟們借貸也完全可以維持生活，何至于讓自己困苦到這個樣子！”相如就同文君來到臨邛，把自己的車馬全部賣掉，買下一家酒店，做賣酒生意。并且讓文君站在壚前賣酒，而自己穿起犢鼻褲，與雇工們一起操作忙活，在鬧市中洗滌酒器。

歸隱田園
　　卓王孫聽到女兒的事情之后，感到很恥辱，因此閉門不出。一些兄弟和長輩交相勸說卓王孫，說：“你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錢財。如今，文君已經成了司馬長卿的妻子，長卿本來也已厭倦了離家奔波的生涯，雖然貧窮，但他確實是個人才，完全可以依靠。況且他又是縣令的貴客，為什么偏偏讓他們受這樣的委屈！”卓王孫不得已，只好分給文君家奴一百人，錢一百萬，以及她出嫁時的衣服被褥和各種財物。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買了田地房屋，成為富有的人家。后來司馬相如所寫《子虛賦》得到漢武帝賞識，又以《上林賦》被封為郎（帝王的侍從官）。司馬相如衣錦榮歸，著實讓岳父卓王孫風光了一把，卓王孫獻金相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