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于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里，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于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系。在法大弛的社會里，是非顛倒過來，賞恒在佞，罰恒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于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批駁了魏晉玄學和佛教、道教關于“空”、“無”是宇宙本原的理論，認為“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于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著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系學說，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于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于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為天不能干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

早年生活
　　劉禹錫，其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劉勝，七代祖劉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生于大歷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并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他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和吟詩作賦，既聰明又勤奮，在做詩方面，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熏陶指點。

　　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后，劉禹錫游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辟劉禹錫為掌書記。后隨杜佑回揚州，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

　　貞元十八年（802年），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不久遷監察御史。當時，韓愈、柳宗元均在御史臺任職，三人結為好友，過從甚密。

貶謫生涯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順宗即位。原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這時受到順宗信任進入中樞。劉禹錫與王叔文相善，其才華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參與對國家財政的管理。這段時間劉禹錫政治熱情極為高漲，和柳宗元一道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二王劉柳”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采取了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觸犯了藩鎮、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在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撲下，很快宣告失敗。順宗被迫讓位于太子李純，王叔文賜死，王丕被貶后病亡，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司馬事件”。行至江陵，再貶連州（今廣東連州市）刺史。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劉禹錫寫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得罪執政，被外放為連州刺史。劉禹錫被貶在朗州前后近十年。其間創作了大量寓言詩，表達了對當朝權貴的極大不滿，又寫了許多賦來表達自己不甘沉淪的雄心。由于接觸當地民間歌謠，從中吸取了營養，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在此期間，他還寫了多篇哲學論文，最重要的便是與柳宗元《天說》相呼應的《天論》三篇。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他才與柳宗元等人奉詔還京。但不久又被貶謫到更遠的播州去當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諸人幫助，改為連州刺史。劉禹錫在連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因母喪才得以離開。

　　長慶元年（821年）冬，劉禹錫被任為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刺史。

　　長慶四年（824年）夏，調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

　　寶歷二年（826年）奉調回洛陽，任職于東都尚書省。從初次被貶到這時，前后共歷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后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游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閑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后，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后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